[编者按]
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重建事业？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句话会出自《毛泽东选集》，这是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的一句话。在这份报告中，毛谈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并从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当时割据地区的形势。
我们谈中国的文化重建也很长时间了，从2006年提出“回归心的生活，重建心的文化”，到2007年“立品”图书公司锁定在“身心灵”领域的出版并开展读书会、工作坊和各类活动，到2008年筹办共生书院，到2009年创办共生小书院，逐步引进华德福教育体系，直至今日，事情做了不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队伍和影响力仍然非常弱小，如何壮大我们自身，如何更有力地促进文化重建事业，到需要好好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一、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我们的工作
要看清楚中国的文化重建事业，必须放在全人类范围内来认识。当前世界上有两股潮流，一是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另一个是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前一种潮流自1500年以来，愈演愈烈，从西方到东方，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将把人类带往一条不归路；另一种潮流在西方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也称为西方灵性复兴思潮，其代表为“神智学会”和奥地利人斯坦纳开创的“人智学”；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兴起的“新时代”思潮席卷西方世界，并于80年代传到中国台湾，然后在21世纪初影响到中国大陆。
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自1840年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遭遇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贸易规则，到“五四”运动全面向西方学习，“科学”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相当于真理的代名词；1949年建国之后，唯物主义改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于70年代末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全民经商，商业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当这股来自西方的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冲击并最终席卷中国的170年历程中，中国人一直在以不同的表达抵御着这股大潮，在以民族自救和民族自强的这条前赴后继的道路上，中国人不断地在指出中国社会发展有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乃至走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出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智慧的充分显现。
因此，从这个历史的大脉络来看，有三种价值观是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反对的：一是物质主义，二是科学主义，三是资本主义。
第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由来已久，可以说人类文明之初就有了，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自我与精神世界失去了联结，就会产生一种物质化的世界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种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来源于此。人的这种物质化的倾向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对科技和资本的日益依赖，愈来愈强化。20世纪中叶，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思想家都在探讨“人的异化”的问题，实际上说的就是人的物化。要反对物质主义，我们必须注重人的精神发展，我们既要反对“拜物教”，反对对物质世界的迷信，也要反对只谈精神和出世，反对对精神世界的迷信。我们注重人的精神，是相对于当前人们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而言，更准确地说，我们注重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发展，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讲就是做到“心物一如”。
第二种，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近代科学的主要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国人在引进西方科学思想的时候，由于着急应用，更多的是介绍近代科学理论知识，而不太注意了解其历史发展的源头，所以造成一个普遍的印象：科学只是帮助人们观察和理解物质世界的一种眼光和方法体系，而无法用科学来观察和理解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心理学有一些科学的解释和运用，但由于它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所以心理学的成效极其有限。实际上，自然哲学与唯物论是两件事情，而今天人们普遍的科学观念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观被称作为“机械的科学观”。斯坦纳这个人则接续了西方自然哲学的传统，其开创的“人智学”又被称为“精神科学”，是对近代以来这种“机械的科学观”的拨乱反正，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还需要清楚的是：科学是人类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借助科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从而使得对世界的认识由相对模糊变得相对明白了，这种理性被称作“科学理性”。但科学思维只是人类所有思维方式中的一种，科学理性并不等同于真理，而只是人们认识真理的诸多途径中的一种。惟科学至上，就是把科学当作认识真理的惟一途径，这种态度就是对科学的迷信，是要不得的。当前科学主义盛行，有两个层面的工作需要厘清，一是反对对科学的迷信，强调和宣扬真正的科学精神，广泛开展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二是反对“机械的科学观”。反对“机械的科学观”，必须与反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第三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他的这段评论代表了人类的良知。中国人自古有大同社会的理想，所以在一个世纪前被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并且在1949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治理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当然要大力发展经济，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伟大的成就是中国人勤劳、智慧、开拓、进取、务实等诸多优秀精神品质的呈现。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拜金主义”、资本的意志至上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全体中国人已经潜移默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腐蚀。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首先是要反对对金钱的迷信，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其次，我们要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世界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其实质是个人利益永远摆在第一，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管生前荣华富贵，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我们不是打压和否定人的自我，而是倡导人的自我觉醒，倡导在实现自我的同时要超越自我；最后，我们要反对迷信那些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以及由此制订出来的种种游戏规则。2007-2012年环球金融危机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要重建人的自觉之文化，就一定不能被别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牵着鼻子跑。
中国未来应当坚持改革开放，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十几亿中国人学习美国，改弦更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将无人能真正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朝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迈进。
中国人将通过重建自己的文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从而影响和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重建事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历史赋予全体中国人的使命。
二、 当前的世界形势
当前，有不少中国人从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中觉醒，开始了精神的回归，并在不同领域自发地从事文化重建工作，但是，人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那股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太强大了，似乎不是某个人、某个团队甚至某个国家所能抗衡的。于是，许多人虽然有所觉悟，但意志薄弱，时常摇摆，要么消极避世，要么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在许多开始从事文化重建工作的人们当中，也总是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吧”。因此，尽管有不少人对当前的处境不满，渴望改变，但呈现出来的整体状况是精神散乱、各自为政、小打小闹、形如散沙。而这些人恰恰是进步潮流的代表，他们崇尚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但他们整体上却显得如此微弱。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确让人乐观不起来。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在中国大陆，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尽管今天很盛行，但因为改革开放和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时间并不长，许多人还是有很强烈的大局观、集体意识和精神追求；被科学洗脑、信奉唯物论和片面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尽管占中国受教育人群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并不久，所以大多数中国人还抱有朴素的道法自然和中庸的思想，并且由于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孕育，中国人身上特有的温良、平和的性情使得他们很容易重新接续自己传统文化的精神；当前在中国，物质主义尽管普遍存在，但由于中国文化是注重精神的文化，既是“心的文化”，又注重“天人合一”，强调清醒的入世，所以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人很容易摒弃粗鄙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概括而言，尽管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在当前的中国似乎不可阻挡，但它与中国文化精神不合，终究不得人心，必将被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所遏制。
而在欧美世界，这两股潮流的动向又是怎样呢？
发端于19世纪末欧洲的灵性复兴思潮，启发了上个世纪欧美世界的社会进步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坦纳的“精神科学”和“三元社会”理论的实践。斯坦纳这个被誉为近代欧洲最后的一位天才和通才，1925年就去世了，在他的指导和启发下，活力农耕、人智医疗、华德福教育以及人智学社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近年来其发展势头在欧洲却呈现迟缓甚至有萎缩的迹象。而在美国1960年“新时代”运动之后，各种灵性出版物、灵性团体方兴未艾，但也呈现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灵性产业化，衍生出琳琅满目的“身心灵”产品供人消费，另一种倾向是灵性宗教化，派生出大大小小许多新兴宗教团体，灵性大师满天飞。
因此，总体而言，可以看出，尽管在西方受灵性复兴思潮启发下的进步力量（即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比当代中国的进步力量发展得要早，发展得要好，然而，在西方的主流观念是另一种力量，即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占有不可撼动的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越发展，在西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悲观和绝望，气候、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贫富差别加剧等等现象，使得越来越多人的产生了疑问：人类将往何处去？
而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国文化强大的自生力，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有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今天的中国，尽管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也占据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中国文化重建事业的推进，中国必将会解决好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我们对未来如此有信心？
这基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
三、 什么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报告中也多次提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提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十分鼓舞人心的。然而，“中华文化的复兴”不能停留于口头和文字，必须要靠愈来愈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去实践和创造出来。我们对中国文化有坚定信念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这项文化重建的任务是极其困难和极其复杂的。喊两句口号，搞点投资，仅仅凭一时的激情绝对不可能完成这项千秋功业。
我们要看清楚当前的工作任务，必须看清楚当前的社会形势。在对社会形势的深刻洞察这一点上，要向毛泽东先生学习。毛具备一种超常的能力，即从复杂、纷繁的局面中迅速找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两方面力量的此消彼长。毛说自己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实是中国传统阴阳思想的活学活用。我们需要掌握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有辨识力，更谈不上有行动力。成天学习“身心灵”和所谓“国学”的朋友们有一个毛病，就是“月朦胧鸟朦胧”，雾里看花，看什么都挺好、都挺美，一碰到真问题、硬问题就束手无策干着急。我们不要犯这个毛病，我们不仅要善于分析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
有人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个性解放和寻求自由的巨大需求与僵化的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上文我们提到过当前世界的两大潮流，一是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另一个是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如果人类紧跟前面一种潮流，义无反顾，一路狂奔，那无疑是死路一条；如果人类顺应后者，悬崖勒马，浪子回头，那么这个世界将重现光明。这是人类生死抉择的关口，所以，这两股力量就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最主要矛盾。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盲人摸象，总在老路上兜圈圈。
现实世界呈现的种种现象都是精神世界不同力量的显现。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现象背后是人的精神堕落和精神分裂；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象背后是人的精神提升和精神聚合。前者若称为黑暗面，后者则可称为光明面。前者为恶，后者则为善。
乍一听，有人会觉得不习惯甚至不以为然，“科技领先一切”、“商业改变世界”这样的句子举目皆是，也没觉得有那么不好啊，说它是黑暗，说它是罪恶，这太过分了吧？不！正是由于我们已经逐渐被洗脑，习惯活在“科技领先一切”、“商业改变世界”这样的集体意识之中，每日中毒而不自知，所以，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地指出，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价值观就是恶的。我们必须要扬举善的，反对恶的，支持善的，压制恶的，代表善的那股力量才能超过代表恶的力量取得优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和稀泥，不能有妇人之仁。
有人会说，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要矛盾还不太一样吧，中国人口多，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发展经济仍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有人会说，中国社会诚信缺乏，道德败坏，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应当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其他问题无从下手。下面，我们就这两个观点仔细分析一下。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比如）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有贫富之间的矛盾，有体制和非体制之间的矛盾等。当我们只讨论贫富之间的矛盾，会引出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之间的矛盾，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实质上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相当突出，而且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还将持续存在，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此，这个矛盾可以去改善，部分地解决，但还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不能当作当前的最主要的矛盾来对待。
当我们只讨论体制和非体制之间的矛盾，会引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政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权力和监督的问题，当前人们对此的意见比较多，而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和蛊惑，不少人认为应彻底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良方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像美国一样两党轮流执政，或者像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多党轮流执政。我们要问的是，在当前人类在劫难逃的关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能否有效地解决人类往何处去的问题？当我们看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种种表现，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由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自私自利性，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为全人类服务。
“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当中国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一起来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时，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都要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精神与物质分裂和对立的力量（表现出来为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潮流），精神与物质和谐发展的力量（表现出来为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既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矛盾，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最主要的矛盾。
在过去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人们富裕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新的三十年，中国要和世界各国一起来承担人类福祉的问题，一起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重建人类的文化，而落实到中国，就是如何做好中国的文化重建工作。
四、 如何看待当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几个突出问题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我们不是要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来个大倒转，也不是只就精神而谈精神，只就文化而谈文化。我们对此要非常清醒，文化重建的本质就是观念之争。文化重建的首要任务是从精神与物质分裂和对立的出发点，转移到精神与物质统一、和谐发展的出发点，从细分和局部的观念，转移到整合和全局的观念，从而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
当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几个突出问题有：“三农”问题、医疗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这些是政府最关切、投入力量最多、改革难度最大，也是群众意见最集中的社会焦点问题，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来解决。过去的经验证明，用二元对立的观念、用细分和局部的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成效甚微，甚至是愈搞愈差，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观念，重新来看待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一）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一般地被与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谈，学者们认为这三者侧重点不一，但必须“一体化”地考虑，“其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而是把农业问题和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割裂了来看待。
“民以食为天。”农业不仅与农民有关，它涉及到土地的健康和所有人的日常饮食，以至于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农业问题看上去是一个最物质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有极其重要的精神意涵。为什么这么说？其理由有三：
其一、农业直接与土地有关。人来到这个世界，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如果说上天是人类之父，它赐予了人类精神，那么，大地就是养育人类的母亲。这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基本的生命观——“天地人”。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观念，中国人对待天地从来是有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的，由此，中国形成了悠久的农耕文明的传统，而今天中国的农业现状非常令人堪忧，农民离开了化肥和科技的帮助已经不懂得与土地和气候合作。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土地自身的活力愈来愈下降，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呈现下滑的趋势。土地生病了，植根于土地的农作物也因此而生病，而依赖于土地和植物的动物也必然生病，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则可想而知。土地是养育一个健康的民族的基本保证，保护大地母亲，扶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是必须要受到全社会重视的头等大事。
其二、农业与物种有关。比化肥和杀虫剂的滥用更可怕的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广泛使用，农作物的自然天性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动物和人的种性不可预测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转基因技术的滥用是典型的科技至上、“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在起作用。美化和鼓吹转基因技术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人口众多，不使用这些技术，将无法避免饥饿问题。而实际的情形是，农民每年都要去种子公司去买新种子，土地上耕种的农作物普遍失去了“自我繁殖”能力，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骗局！这是在国际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精心策划下，科技与资本的一次合谋。这不仅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而且涉及到物种退化和灭绝的问题，大家对此必须深刻反省。
其三、农业还与人的精神发展有关。在商业领导一切的价值观影响下，人们普遍轻视农业生产，而一致向往都市文明，愿意与土地一起工作的年轻人愈来愈少，年轻人都更愿意活在一年四季恒温的写字楼和互联网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人类与这个真实的、可触摸的世界愈来愈隔离，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顺着这个趋势走下去，人类未来世界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要真正解决好农业问题，必须要对农业问题的以上三个重要性质有充分的认识。而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而言，坚决抵御转基因技术、化肥和杀虫剂，必须上升到坚决抵御鸦片对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的侵蚀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为此需要展开一场影响面最广泛、影响力最深远的舆论战，使得全体国民形成高度共识，进而影响国策，将西方的利益集团拒之中国的国门之外。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而在资本主义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那么彻底。——有的朋友会对这句话不太理解或不太认同，他们会问，为什么敢于下这样的结论？其根据是什么？中国虽然现在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更像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么？
人们产生这样的疑虑是正常的，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已经不太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他们会说，“世界是平的，还谈这些陈腔滥调不是很可笑吗？”我们现在不用去翻教科书，核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定义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
比如说，政府要修建一条高度公路，经过一栋民宅，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民宅的主人坚决不同意搬迁，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只能绕道而行，政府要花更多的成本来完成这条高速公路的修建任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尽可能给予合理的搬迁补偿，倘若民宅主人执意不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政府会依法强制执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做？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和集体只拥有使用权。这些年，由于大面积的城市改造、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出现了许多因房屋拆迁而引起的纠纷，群众有不少意见，媒体也时有关于“维权”的讨论，我们要客观地看到，许多纠纷是群众出于对“官商勾结”、“为富不仁”和执法不公的不满，对于那些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的搬迁计划，绝大多数群众是理解和配合的。
“天下为公。”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浸润着这样的文化精神，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中国人都习惯于将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诚然，我们也被过去曾有的“斗资批修”、“大公无私”的思想改造搞怕了，没有人想重新回到那个只有几出样板戏、大街上清一色的蓝制服时代，中国人不再压抑自我，而是强调自我的实现和个性的张扬，这是时代的进步！没有发育成熟的自我意识，就谈不上对自我的超越和自我的觉醒；没有独立的人格，就谈不上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
因此，大家就不难理解，无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到了什么程度，由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没有更改，中国大陆所有农业用地背后只有一个真正的主人，那就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国家，当它要求所有农业用地的使用者禁止使用转基因技术、化肥和杀虫剂时，从道理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无法要求他们的农场主和耕作者彻底做到这一点。如果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率先杜绝使用转基因技术、化肥和杀虫剂的国家，那么受益的不仅是十几亿中国人，而且为全人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所以，农业问题要作为三十年中国文化重建事业的首要问题来对待，农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将是“道法自然”这一中国文化之精神的真正落实和显现。
（二）医疗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群众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也愈来愈紧张。由于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所以在今年出台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并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时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
在讨论医疗改革问题的时候，人们的眼睛往往会瞄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羡慕他们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人们没有意识到所谓医疗保险政策的实质就是“以钱保命”。相对于农业问题而言，医疗问题更不能只从物质层面来看待，人的健康保证绝对不是一个“钱”字就能解决的。“有钱买不来健康。”这是中国老百姓常爱说的一句话，他们没有学过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们看得却很明白。许多人受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看待生命健康这个人类永恒的命题时，已经偏离了基本常识。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问题，必须从以下三种旧有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
第一，反对以“机械的科学观”来看待人的生命，要从物质主义的健康观念中跳脱出来。人，不只是一堆化学元素的合成物，尽管我们从纯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的细胞只是水、脂肪、蛋白质和脂类化合物的集合体；人，也不仅是一架精致、灵巧的机器，尽管我们从纯物理的角度去分析，人体的构造像是一台具备中央处理器、记忆储存器和输入输出设备、功能齐全、有一定使用寿命的电子机械。如果人们改变了物质主义的健康观念，人们就会更接近生命的真相，就不再迷信当前主流的只注重通过改变外在条件（药物和各种科技手段）来解决疾病的医疗模式。
第二，反对用单一的科学理性思维来理解人的生命，要从科学主义的健康观念中跳脱出来。比如传统中医的智慧，用科学思维很难完全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西医结合”，其结果是传统中医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五运六气”等传统中医的思想被当作封建糟粕从中医的教科书中剔除出去。何谓“精气神”？人们避而不谈，就算谈也只是三言两语说个大概，因为它不科学。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只在“中西医药结合”的层面做文章，而这种结合也是用科学的思维和物质主义的态度来改造中草药，只注重中草药的有效物理成分的提取，而忽略了中草药的精神意涵。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医的药方中写着“红枣七枚”，用科学思维来理解就会产生困惑，这红枣是大？还是小？有没有重量标准的要求？而对传统中医来说，他关心的并不是红枣的重量，只是红枣的自然属性，这与中国古典的“阴阳五行”思想有关。而且“七”这个数字在这里也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科学主义者很难理解和接受，所以他们会主张取缔中医，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只有科学的，才是正确的；但凡用科学思维无法理解的事物，都要被打倒。但令我们感到乐观的是，在中国主张取缔中医的顽固派毕竟是极少数人，而社会各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将在今后医疗改革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要打破对主流西医观念的迷信，另一方面，传统中医应当与来自西方的“人智医学”、自然疗法、顺势疗法和各种另类疗法密切合作，取长补短，才有可能撼动在医疗领域里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三，反对用商品交换的思维来认识医疗卫生资源的问题，要从受资本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观念中跳脱出来。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商品标价从而进行买卖的，父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天地间孕育出一个人类，这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什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医疗卫生资源？不是医生、药物、医院和病床，而是具有自我痊愈能力的每个生命自身！按照每千常住人口计算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方式，来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省、市、县卫生资源配置标准，这样的思维是典型的物质主义的思维，而把这样可物化的所谓医疗卫生资源与医疗产业挂钩，以病床数的多少来考量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这是典型的商人思维。试问一下，病床多了，难道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健康水平高了吗？广西有一个叫做巴马的地方，那个地方医院的病床数与当地常住人口的比例肯定不如大城市的病床数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但那个地方被称为“长寿村”。因此，将只注重外在医疗条件和外在医疗资源的医疗模式转化为启动和充分发挥人自身的健康机制和自我痊愈能力的医疗模式，是解决医疗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在一味的增加资金投入、增加病床和购买医疗保险的思维惯性上愈走愈远。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口多，不是负担，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极其丰富，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建立和完善预防医疗体系才合乎“中医学之道”，才能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医疗问题的有效解决起到示范作用。我们对中医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医的具体诊疗方法上，而是要学习和运用中医的整体思维，从国家发展战略上来把握中国人的健康事业。医疗问题应作为三十年中国文化重建事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来对待，医疗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样是“道法自然”这一中国文化之精神的落实和显现。什么是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是仅仅靠人为造作，而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效法天地运行的伟大秩序，中国古人用“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
（三）教育问题
从人的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健康问题。斯坦纳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教育即疗愈”。人的身体生病了，需要治疗，人的思想生病了，难道不是更需要治疗吗？教育改革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今天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知道，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教育”这件事情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
30年前，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每年政府不断努力增加对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而到今年，政府承诺要保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毫无疑问，办教育需要钱，但办好教育不仅仅需要钱。在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知识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95%以上的历史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打好中国文化重建事业的最后一场“攻坚战”，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改变观念。我们现在如果从二元对立、只注重细分和局部的观念中跳脱出来，而用精神和物质统一、和谐发展的观念，用整合和全局的观念去看待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就会别开生面，见到处处生机。“入园难”、“择校热”的问题、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高考和社会就业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
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
首先，我们试着用物质主义的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一个孩子由父母所生，由一个受精卵开始发育成型，哇哇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他原本没有精神意识，随着逐渐长大，受环境影响、受后天的教育，他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在他步入社会之前，他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和基本的与人交际的能力，否则他无法谋生，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物质主义者的答案是，教育就是培养一个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如果这个孩子长大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父母就放心了；如果这个孩子在适应社会的同时还能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成功，父母就更满意了。
其次，我们试着用科技至上的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科技决定未来，所以孩子应当尽早接受科学的教育，学习科学知识，熟悉和掌握各种高科技产品，否则他将无法适应未来的社会。为了避免被未来的社会淘汰，孩子必须尽早入学，必须尽早学习各种知识，必须用科学思想武装自己，必须要学好数学，必须要善于与网络打交道。因此，信奉科技至上的朋友的答案是，教育应当注重科学，教育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帮助孩子成为一个适应未来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需求的人，这才是硬道理！至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学习，作为人的一种文化修养，固然很好，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至于宗教、玄学之类的东西，都是伪科学和迷信，统统要摒弃！
最后，我们试着用商业领导一切的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教育就是投资，孩子是父母的，父母就有责任将他培养成才，如何帮助孩子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何选择优秀的学校，如何让投入、产出比更划算，如何在将来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赢在起跑线”上，必须要考虑得非常周到。否则，孩子将来没有一份好职业，没有好收入，还不是要赖父母没尽到责任吗？如果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父母就算是不需要他的经济回报，心里也是满足的。因此，信奉商业领导一切的朋友的答案是，教育拼的就是资源，如何让孩子尽可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如何让这份长期的投资产生优厚的回报，是父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朋友们，在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上，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上面三种人的影子？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的都是同样的空气，从小受同样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谁也很难逃脱。真正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该通过疗愈我们自身，从而更好地帮助到我们的孩子。
有的朋友看到这儿可能会恼火，那么你说说教育该怎么办吧？！难道让孩子不食人间烟火，与世隔绝吗？不是的。如果我们换个观念来认识，教育不仅是帮助孩子适应社会，还要引领孩子去改造社会；教育不是不要科学，我们在帮助孩子学习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科学精神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让他成为一个人云亦云、“二手货”的人；教育当然需要投入，也会产生回报，但最重要的投入不是金钱，而是作为孩子引路人的父母和老师精神的投入，最重要的回报也不是个人和家庭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而是如何帮助他实现他的“天命”，共同促进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教育问题，与农业问题和医疗问题相比，是一个更精神化的命题，因此，教育改革的道路将更为艰巨和漫长。三十年中国文化重建事业成功的标志就是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文化立国，教育为本。”中国今后的教育改革，一方面要回归自己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要与以华德福教育为代表的西方优秀的教育经验相结合，以孩子的精神发展规律为教学大纲，重建开放的、创新的、健康的教育体系，这不仅是所有中国孩子的福祉所在，也是人类文化重建事业的重要保证。
五、 促进中国文化重建事业的原则与目标
简单的说，从1949年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政治建设是这个阶段中国的最主要任务；从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这三十年间，经济建设是当时中国的最主要任务；那么之后的三十年，文化建设就是当前中国的最主要任务。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历史直通车，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程中，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第一个三十年的奋斗，中国成为了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大国，蒋介石领导的资本主义政党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今日台湾虽然保持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但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独立承担起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对这件事情，大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经过第二个三十年的努力，中国还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强国，这绝对是不投机取巧，而是民族自强之路的必然结果；再经历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有自觉之精神的文化大国，对此，更要有一份对中国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大信。
然而，客观地来看，目前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必须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文化”，是指符合进步潮流的文化，是注重人的精神发展、回归自然和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目前这种性质的文化底子非常薄，呈现出来就像前文提到的，整体状况是精神散乱、各自为政、小打小闹、形如散沙。而我们常见的那些貌似繁荣和强大的文化，是一种必将被遏制和转化的文化，是崇尚物质主义、科技至上和商业领导一切的文化。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知道当前文化重建的工作是何等的艰巨。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面对这项艰巨的历史重任，我们首先要拿出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恶战，仅仅宣扬爱，想用我们的温情去感动被冻僵的蛇是不够的，因为对方非常凶狠，在紧要关头我们必须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中国的文化重建事业，要想从民间的自发行动转为整体上的自觉行动，必须要明确原则与目标，要分阶段、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落实。
因此，要想做好文化重建的工作，首先要明确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充分融合。中国的文化重建事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重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面临着一场可预见的大劫难，但这同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机遇，在这场人类的“灭顶之灾”面前，无路可逃，它将促使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觉醒。人类文化重建的目标就是要开启一个人类普遍觉醒的时代。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必须仍然虚心向西方学习，深入了解西方的精神传统，充分借鉴西方的实践经验。
第二，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之精神，而不要拘泥于其形式。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愈来愈强烈的回归意识，这是好事，但在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复古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要善于团结并转化这股力量。古不可复，也无从复，惟有返本出新，才能指向未来。中国人在近代由于受西方列强的压迫，才开始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而当中国人真正实现民族自强的时候，必定会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
第三，在注重人的精神发展的同时，要破除一切迷信。既要宣扬科学精神，又要反对对科学的迷信。既要破除对唯物论的迷信，也要破除对唯心论的迷信，不搞怪力乱神。中国文化注重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强调人的自觉，这一点将为人类的文化重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如果我们要给“中国的文化重建”这项历史重任一个时间期限，不是两百年，也不是五十年，而是三十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历史的紧迫感。而这三十年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还应当分三个阶段去完成：
第一个十年，全面实现无化肥、无杀虫剂和无转基因技术的农业。中国率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杜绝化肥、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的大国。人们谈到国民幸福指数时，常常引用不丹这个国家的例子，但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若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将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关心国家命运的各界人士，应当从这个历史高度去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朋友说要把杜绝化肥、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的呼声上升为国家意志，非要来个希特勒不可。不是的！我们不要希特勒，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政治狂人身上，我们期待重新出现一个林则徐就行。一个敢于行动的“林则徐”，一个敢于呐喊的“鲁迅”加上千千万万有良知的民众，就能够把看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国农业现状来一个大扭转，凭借的是什么？凭借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纸公文，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第二个十年，全面实现建立在东西方整合医学基础上的全民预防医疗体系。中国的医疗健康事业回归“中医学之道”，东西方整合医学的研究和实践在中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未来中国应该并且能够为人类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中国古老智慧对生命的理解，将启发现代人，帮助人类从面临毁灭的危险境遇中走出来，迎来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第三个十年，全面实现真正适合孩子健康发展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彻底转向，教学大纲从知识的考量标准转变为对孩子不同年龄阶段“身心灵”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促进生命的觉醒，不仅是少数养尊处优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需要好的教育，而是全中国的孩子都需要好的教育，随着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中国人将重新找回与天地合和的精神，道法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可以帮助中国迈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将极大推动人类的文化重建事业。
以上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独创的观点，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份行动宣言。中国文化重建事业，依靠的不是那些只会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学者，而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行者”。
一个生机勃勃的地球，一个向往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世界，需要一代新人类！
愿全天下有良知的人们都挺身而出，为此而共同努力！
炫通
2012年8月1日初稿
2012年8月5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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